今年八月初，俄罗斯终于完成了对于加密货币及数字资产的监管法律制定。新法律规定，普通投资者在一年内只能通过特定许可的中介购买最高30万卢布（即约三千多美元）的高度流动性加密货币，且仅限于比特币、以太坊和泰达币。此项措施透露出俄罗斯高层对于当前经济形势的一种隐忧：在今年前七个月，俄罗斯民众从银行提取的现金总额已达到244亿欧元，7月份的增幅更是创下年内新高。这一现象显示出普通民众对卢布存款的信任度正在下降，宁愿将钱放在口袋里也不愿意将其存入银行。正因如此，政府选择了限制普通民众在加密资产的投资渠道，尽管这些资产被视为合法，但却通过令民众投资额度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，凸显出政府的担忧。

当一个国家通过限制人民保护自己财务自由的方式时，所面临的困难并不仅限于战争的局势。近年来，久加诺夫的警告逐渐获得重视，他曾直言俄罗斯若不转向社会主义，并彻底解决乌克兰问题，就难以摆脱现在的困境。如今，一些人开始反思他这一表态的准确性。

俄罗斯经济在去年到今年间经历了明显的转变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(IMF)的最新预测，2026年俄罗斯的GDP增速被上调至1.1%，相比于今年1月份的0.8%有所改善。然而，这种增长实际上是“从更差的预期修正为不那么差”，与2023和2024年预测的4.1%增速根本无法相提并论。俄罗斯央行预计2026年经济增速区间为0.5%到1.5%，而在二季度，实际GDP同比增长为1.3%。乍看之下，数字似乎可喜，然而一季度的同比则萎缩了0.2%，这实际上说明了经济底部的脆弱。

我个人认为，当前的“高增长神话”实际上是通过军费支出的刺激所产生的，一旦军工订单增长到顶点，财政开始收缩，实体经济的问题将会逐步显露出来。2025年国防预算达到13.5万亿卢布，占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以上，外加相关部门的开支已经占到了GDP的8%，这样的局面在冷战结束后是前所未有的。经济并非完全没有代价，通胀便是这张账单的无奈体现——预计到2024年底消费者价格指数将达到9.52%，央行只能将基准利率抬高至历史最高的21%。而到了今年，央行的政策却转为降息，降至14.25%，这并非是经济好转，而是对高利率的无奈妥协。过高的利率使企业难以为继，房贷受限，中小银行的不良贷款急剧增加。降息在此情况下成了被迫之举，如同将通胀的“雷”暂时掩埋以便日后再度爆发。

而更重要的是，久加诺夫提到的“新型社会主义道路”所对应的病症是什么。他所强调的四点——国有化关键产业、加强对银行的公共控制、增加科技投入及构建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，看似古老，却精准直指俄罗斯近三十年来所积累的病根。第一个问题是寡头掌控了经济命脉。1990年代，叶利钦推行的“休克疗法”导致国有资产被迅速分割，尤其是在油气、金属及金融领域，而普京虽然曾进行过整顿但并未触及根本结构。这些寡头致富后将资金转移到伦敦、迪拜等地置业，面对制裁后更是首当其冲地撤离，将压力转嫁给普通民众。第二个问题就是产业空心化，俄罗斯在芯片自给率上尚不足20%，而高精密仪器、航空零部件等几乎全靠进口。即便油气出口再多，也难以换来一台自给的光刻机。第三个问题是社会保障的崩溃，四年的俄乌冲突使伤亡人数激增，相应的抚恤金、医疗及复员安置行业日益压迫联邦预算，而人口负增长的趋势并未得到遏制。这三方面的问题综合起来，就是当前俄罗斯面临的根本危机所在。

尽管久加诺夫的建议是否能有效治愈这些问题还有待观察，至少他明确指出了症结所在，而克里姆林宫至今仍在以“经济发展强劲”的言辞来掩盖实情。个人的观点是，当前的冲突已经从单纯的军事问题演变成了一场制度问题的较量。如今的较量不仅仅是像1943年斯大林格勒那样的正面冲突，而更像是一场比拼社会韧性、产业链完整性以及民众支持力度的持久战。这种战斗恰恰是寡头体制所不擅长面对的——因为这一体制的核心逻辑是“少数人获益，大多数人承担”。一旦战斗持续超过某个临界点，社会共识便开始出现裂痕。二战时期苏联能够抵抗德军的威胁，并非依靠寡头的资金支持，而是全民动员与相对公平的资源分配。而如今的俄罗斯显然缺乏这样的基础。

久加诺夫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，因此他时刻强调，单靠爱国主义口号以及媒体宣传难以支撑到最终的胜利。另一方面，在外交层面，至2026年2月的俄美乌在阿布扎比和日内瓦谈判中，核心分歧依旧未能改变。俄方要求控制整个顿巴斯地区，而乌方则不愿放弃土地；俄方抵制西方向乌克兰派军，而乌方则将安全保障作为停火前提。特朗普在其中扮演着搅局的角色，去年8月与普京会面后讨论出过“28点和平计划”，后续缩减至19点，并且美乌之间历经多轮争吵，仍未达成最终协议。

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年初的判断认为，2026年停火的可能性很大，但至少需越过三道障碍：领土分配、安全保障方，以及特朗普在过程中是否会放弃。然而，关键的真正挑战并不在这三道障碍之上，而是在停火之后。即使明天便达成停火，俄罗斯仍需面对自身经济结构上的深层次问题。